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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文献里的美国婚恋

1998-08-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私人文献

婚恋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期望、体验与规范的聚合体。婚姻前的恋爱、订婚既是个人经历,也是社会习俗的见证。婚恋的本质与某种精确的阐释格格不入,情海沉浮的悲欢,终身伴侣的选择,人们临近结婚之时所做出的种种决定,这一切在局外人看来总是笼罩着神秘色彩,如果这个局外人是后世的历史学者,这种色彩就更加浓厚。19世纪的大众文化充塞着爱情和婚姻的图景,1900年以后群众性娱乐方式迅速传播,银幕上或小说里的故事,无线电广播或留声机播放的歌曲,无一不以爱情为主题,但是,现代美国文化中这种无所不在的爱情图景给人们带来了难题,就像面对19世纪的浪漫小说一样,人们很难区分其中包含的想像的和现实的因素。

昔日的婚恋过程不可能完全重现,我们只是试着凭借历史遗留的各种线索理出头绪,经过仔细考察逐渐揭示出大致的情形。在私人文献中发现的这类线索,远比在人口统计、道德说教或浪漫小说中发现的要多得多。有关择偶价值观问题的专著和性行为的调查报告,很难起到情书和日记中那些确定无误的文字所起的作用。私人文献以其独特的魅力照亮了我们曾经迷失的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界和图书机构长期存在的偏见,他们至今仍把文献的收集局限在那些土生土长、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白人家庭,使得劳动阶层、移民和黑人的文献资料的数量微乎其微,不足以成为历史性归纳的依据。

情 书

情书是私人文献中最常见的形式。恋爱期间,青年男女鸿雁往来,情书不仅是两性关系的衍生物,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两性关系本身。这些情书就像它们的作者一样千差万别,有的洋溢着政治、宗教和文学热情,有的则叙述生活琐事,有的机锋四射,有的则笨嘴拙舌。

殖民地时期的邮递极无保证,而且邮费昂贵,很不方便,很多信件宁可托人转交,也不通过邮递。独立战争开始时,美国只有28所邮局,1789车,300万人口有75所邮局。此时的信件是写信人是否安定、健康的最可靠标志,所有信件开头总是“我很好”,结尾则“祝你平安”。

1800年以后条件大为改善,到19世纪20年代时,北部定居地的邮递已经很有保证,只是邮费仍然昂贵。1815至1840年间的交通革命把松散的殖民地变成了公路、运河和铁路四通八达的国家。通信数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健康不再是首要关心的问题,人们开始注重心灵的交流,那些对文字的力量深信不疑的人通过信件加固了他们的联系,一对恋人离开几个小时就要通一次信是很平常的事。“通信有时比面对面的交流更能彻底倾诉内心世界”,许多人对此深有同感。

19世纪上半期的情书中,男人不免煞费苦心,矫揉造作,堆砌辞藻,卖弄罗曼蒂克情调,女方的回信一般都很矜持、客气、不冷不热地简短,男人总是抱怨对方回信太迟,漫不经心。1880年以后,情况又有了变化,男人不再把闲暇用来写信,而是每周坐上火车去和情人相会。平时则忙得不亦乐乎,只能匆匆写上一两句话。女人开始抱怨男人没时间写信,男人对女人频密的大块文章则深感头痛。20世纪以来,女人也不再轻闲了,她们忙于学业、工作、慈善和社交。交通工具的改进使情侣有更多见面的机会,男女同校、妇女就业、城市繁荣给青年男女提供了面对面谈情说爱的有利条件,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制度化的、作为情侣们主要交流手段的情书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

教育与职业

中产阶级青年多数是教师、牧师、律师,而不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比劳动阶层享有更高的教育和职业地位,但也不是巨富和名流,他们热心公益事业或者追名逐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在农场长大,但没人愿意务农,男人希望在法律、医学、商业或宗教等方面一展才华。很多人当过教师,这只是他们尚未找到其他工作时的权宜之计,19世纪后半叶学校教育迅猛发展,教书才越来越成为终身职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则向往当一名建筑师、教授或科学家,当然首选还是医生或律师。

19世纪末,公立高中、女子学院和男女同校的大学扩大了女子受教育的范围,19世纪90年代中产阶级的妇女比她们南北战争前的祖辈受过更好的教育,她们却重蹈旧职业模式,教书仍然是她们最主要的职业。

男女校课程设置越来越相似,但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区别,就是女校以刺绣和绘画取代物理学和天文学。虽然青年女子也学习哲学和拉丁文,但她们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人妻和为人母,至少是为人师。

这种区别明显地暗示着或源于学校外面的世界。到了19世纪,生活中的每个方面都订出了基于性别的区分,从最平常的到最抽象的无所不包。关于性别的定义还不断制造出浪漫和自我,到了恋爱年龄,男女青年都以美好的愿望看待自然、环境、男女差别和他们自己。一个哈佛神学学生以赞赏的口吻谈及爱默生关于婚姻的并非崭新的观点,“男人的世界在户外,女人的则在房里,男人寻求权利和影响,女人寻求秩序和美丽,男人是正直的,女人是好心肠的。”1854年出版的《妇女世界和责任》声称:“除了温柔的心外,女人鄙视男人身上一切像她的东西,”同样,男人也不喜欢女人身上的男子气。

友 谊

殖民地时期,“朋友”一词往往指亲属关系。独立以后,“友谊”从血缘关系的狭隘定义中跳了出来,变成专指那些有选择倾向的关系,伴侣就是最亲近的或最好的朋友,友谊成为夫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被看作通往爱情的阶梯。

1800年后,美国社会经历了由公共价值观向自我主义的转变,浪漫爱情观鼓吹追求比友谊更高一层的“幸福”和“亲密无间”,使友谊的价值渐渐下降,友谊意味着永不会发展到夫妻之情,而不像18世纪后半叶那样包含了那些还没有发展到夫妻之情的情感。

浪 漫

19世纪之初,美国人对浪漫爱情持小心翼翼的态度,认为这是不成熟、自溺和反复无常的标志,用浪漫来形容的感情都是孩子气的,不可驾驭的,因而是不可靠的。所谓“孩子气”的东西,其中主要是读小说,与男子比较,读小说被认为对女子的危害更大,它使妇女的头脑中充满罗曼蒂克的臆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小说含蓄地带有这样的信息:妇女应该按其感情行事。在小说魔力的影响下以及倡导罗曼蒂克思想的支配下,妇女们可能会试试她们对男人的威力,因此女子教育课程被谴责是“一个个坑害男子的圈套”,青年男子则受到这样的警告:“要当心那些小东西们——她们用笑声、圣洁的眼神、富于激情的眼波和玫瑰般的脸蛋,使得你心绪不定。”

但后辈们却信赖小说和浪漫,并带到生活中来。19世纪40年代,浪漫爱情占领了书刊杂志,50年代又占领了小说。世纪中叶的浪漫失去了消极涵义,而成为亲密关系的基础,它不再是狂热和激情的同义词,而成为家庭和谐的关键而非威胁,浪漫爱情不再被人怀疑,人们为不浪漫而内疚,而不再为浪漫的放纵而自责。

婚礼与贺礼

在早期美国的日常生活中,婚礼只是一个小停顿,而不会引起什么惊天动地的混乱,许多人的婚礼很简朴,只有家人和少数几个朋友参加,牧师、亲戚和邻居更多地参预婚姻大事,因而他们无需参加庆典,财富的积累使炫耀成为必需,而婚礼正是天经地义的良机。到1880年,非公开的婚礼已不多见,越来越多的婚礼变得拥挤、正式,规模由小到大,仪式更为隆重。请柬一般在数周前发出,有时宾客可达200人之多。到19世纪40年代,周全的婚礼仪式——从印制请柬到给来宾分发乳白的婚礼蛋糕——走出了富商家庭。

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送贺礼仅局限于近亲,1830年左右,这一范围扩大到了别的家庭和朋友。1875年后,近亲、朋友甚至工友概莫能外。除了现金,新婚夫妇还能从亲戚朋友那里得到银盘、搪瓷碗、冰淇淋刀、挂餐巾的小环,以及一些成套的家具。馈赠这些东西的人不仅意在炫耀他们的财富,而且表示了对理想家庭的关注。到19世纪70年代,向来宾展示贺礼已成为婚礼的一个普通——即使算不上普遍——的程序,它们是中产阶级理想的体现。

贺礼慢慢地从实用发展到奢侈,只能用来装点新房而不能满足基本需要的礼物可以证明赠与者的能耐,同时,接受者也会感到荣幸,因为赠送完全实用的物品会使人怀疑新娘父亲和丈夫的能力。贺礼与奢华相联系后,正好进入了女性的领域,因而贺礼渐渐只送给新娘,从更深的角度讲,贺礼的对象是家庭的成立,而妇女是家庭的象征。

贞操与权威

19世纪70、80年代,在人们的想像中,凡是“正派姑娘”都应该只接受那些最有礼貌、最文雅的表达爱情的方式,“没有一个正派姑娘是容易感情激动的,否则,人们会怀疑她是否那么正派”。到了本世纪初,一个正派姑娘可以感情激动,但她必须能够控制自己。如果她们发泄了,会怎么样呢?那她们就不仅牺牲掉了贞操,也丧失了权威。“那些允许自己喜欢的每一个男人和她们轻而易举地调情做爱的女孩子们,会失去女性唤起人们内心高尚情感的力量。”直至第一次大战前,仍然“没有什么能比‘动手动脚’还是‘规规矩矩’更令当今的美国青年感兴趣的了”。

反 叛

20年代的美国青年掀起了一场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的伟大反叛,公众先是感到惊骇,继而便欢欣鼓舞。20年代的这场运动表明,原来尚处在外围的那些新型观念和行为已成为中产阶级青年文化的中心。爵士音乐、雪茄烟和关于弗洛伊德的讨论已不仅仅限于格林威治村,而是扩展到大街小巷和大学生联谊会。这不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火山爆发,而是强度和频率不断增加的一系列地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的汽车、电影和贴面舞,到了20年代,统治着一代美国青年,并把他们解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到了1930年,这一代青年的恋爱道路对他们的父母来说已经不复能辨识了。

1900年左右恋爱的那一代人与他们20年代成年的子女之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人们的行为准则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那些曾在镇子上骑自行车、跳两步舞和在前廊吻别晚安的人们看到自己的子女开着汽车出去兜风、跳“搂搂抱抱”的舞、看“带黄色镜头的电影”,感到十分惊恐。中产阶级青年1900年的恋爱受到历史上最严格的监督,到1930年,这种监督就像是设计粗陋的堤坝一样被洪水冲垮,许多熟悉的界标被淹没。

格林威治村

19世纪的性自由论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倡的性自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为聚集在格林威治村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反传统的文化青年的生活方式。在那里,他们步入了蔑视小资产阶级旧家庭观念的新天地,女人可以挣钱养家,男人可以搞艺术,未婚男女可以同居,婚姻被看成“社会对浪漫私生活的侵犯和破坏”,爱可以意味着性爱,而性爱可以不一定那么严肃。

随着新的性观念从青年艺术家当中传播到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汽车、电影院、酒吧、大学校园等场所已经与中产阶级的生活密不可分。弗洛伊德的学说已经普及,压抑性欲已不再是一种必需,而是一种危险。尽管法律禁止,中产阶级的医生还是接受了避孕方法,并进行了广泛的临床实践。

战 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已经萌发出来的不听话的幼苗以理想的生活环境。在军队,年轻人对世界的总的认识和经历,在性方面尤其是避孕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都远比在国内生活时丰富。150万妇女加入了战时劳动大军,其中一些人还担负起了和平时期“男人的工作”,很多妇女做一些传统的工作来支援战争:卷绷带、护理伤病员、开办士兵俱乐部、举行劳军慰问活动等。“在军服的诱惑下”,姑娘们经常“在街上拉当兵的一起看电影,逛冷饮店,逐渐变得道德堕落”。战争结束后针对年轻姑娘的一项研究指出,战争“在性关系……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它造成了“一种巨大的情感张力”,将“打破一切传统规范和外在束缚”。

战争造成的混乱和理想的破灭,促使年轻人摒弃旧的行为准则。尽管如此,在战争中及战后的一段时间,人们还没有把老一套扔得一干二净,一个中产阶级的姑娘可以在大庭广众下抽烟,跳最新的爵士舞,和开车送她回家的小伙子调情,但她只和发誓要跟她结婚的男人睡觉。

约会制

旧的秩序刚被推翻,在一片支离破碎的混乱中,一种新的秩序很快就被这代年轻人自己建立起来了。20年代的青年,精心构筑了两种重要的交际方式——约会和调情,这两种方式界定了今后半个世纪中产阶级青年的恋爱历程。

过去,女中学生参加舞会必须有人陪同,现在,姑娘们不必有男友陪伴可以自由参加舞会。约会并不是真正的恋爱,它不以婚姻为最终指归,而只是男女青年相互间的一种调闹和游戏。严肃的恋爱方式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约会心理,这种约会心理导致青年男女间寻求刺激和最大限度地互相利用。跳舞、接吻、爱抚、汽车、公园,这整套系统都为寻求刺激的行为提供了便利。青年们开始广交异性朋友,以达到虚荣心的满足。青年男子按照他们所属的联谊会,他们的衣着、经济情况和跳舞技巧被分为几等,重要的是性情温和,英俊魁梧,对于姑娘的首要标准也差不多是这几条:打扮入时,线条优美,舞技高超,风流闻名。

20年代的校园就是围绕约会而设计的一座社交场,在这里,最受人们推崇的不是学术上的追求,而是社交活动,在学习上投入过高的热情、经常去图书馆会被人瞧不起。大学生们平均每星期有四个晚上都要出去约会。

在大中学校,最流行的娱乐方式是舞会,20年代,对舞比集体舞更为普遍,它更强调感官刺激而非社交手段。跳舞的一对男女青年实际上整个晚上都呆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是距离很近地呆在一起,新式舞提倡舞伴之间的亲密,双方往往贴得很近。跳舞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手段,来体验肉体的亲密和性的激动,而不会有性行为的危险。

电影与汽车

和舞厅一样,电影院也是一个为年轻人提供隐私和刺激的场所,20年代的大多数大学生每周都要看电影,电影是促使年轻人早熟和把他们从社会禁律下解放出来的强大力量。影片的情节加强了恋人们克制自己的必要性,他们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可以拉着手甚至搂抱,但也仅此而已,沉浸于诱惑的同时并不失掉德行。

这一时期,汽车对于青年男女的恋爱方式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在那些代替了敞蓬汽车的封闭汽车中,一切都可能发生。拥有私人汽车成为中产阶级一般生活水准中很平常的事情,在汽车里谈恋爱也成为很平常的事情。汽车从整体上变革了人们的娱乐方式,对年青男女的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汽车对于恋人们那种自在的、绝对的隐私权的保障,高速行车或月夜驾车所带来的那种恣情欢乐的情绪,足以摧毁两性间的传统屏障。即便慢速行车或在白天开车,恋人们也可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亲密感和隐私权。就是这么一件小机器,可以一下子把你带到几英里外的地方,远离世人,只有两人在一起。汽车成为用以逃避众目的奇妙机器,一对恋人约会的时候,只要其中一人在另一个家门口按一下喇叭,他们就可以一起逃之夭夭,摆脱父母的控制,他们可以充分利用汽车的一切便利,不光是开车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而且汽车本身就是一个去处。

性研究及读物

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对性的研究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观念和行为。1907年洛克·蔼理士出版了他的《性心理研究》,1908年出版了奥古斯特·弗洛尔的《性问题》。1909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访问美国后,性学改革者们开启了“性的讨论的潘多拉之匣”。1910至1914年,报刊杂志上关于卖淫、离婚、计划生育、性观念的文章比1905至1909年间增多了一倍。尽管这些文章90%仍是新潮流的反对者,但也有助于打开被道德规范长期封锁的大门,“性的钟声”敲响在美国上空。《夫妻必读》的1912年版指出:没有什么比幸福快乐的性关系更能推动世界的前进了。

(选自《美国青年婚恋历程》,埃伦·K·罗斯曼著,林东威、苏建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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